从起源上看，柯克将英国法律的源头追溯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甚至更早——他曾夸张地宣称，英国法起源于特洛伊王子登临不列颠的那一刻。

但信赖必须与行政机关不受限制地行使裁量的公共利益加以权衡。按照传统的观念，自然正义所规定的是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的要求，然而在程序公正的新范式下，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达到自然正义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必要的。

Frank Ackerman and Lisa Heinzerling， Priceless : on knowing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 New Press，2004.[60]Paul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Seventh Edition， Sweet Maxwell，2012， p.358.[61]Gus Van Harten， Geral Heckman David J. Mullan， Administrative Law: Cases， Text， and Materials， Sixth Edition， Edmond Montgomery Publications，2010， pp.77-81.[62]H.W. Wade C.F. Forsyth， Administrative Law， Eleven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pp.423-424.[63]Singh v Canada （Minister of Employment and Immigration），[1985]1 S.C.R.177.[64]Peter Cane， Administrative Law， Fif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p.153-156.[65]Carol Harlow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93.[66]Pottie and Sossin， Demystifying the Boundaries of Public Law: Policy， Discretion， and Social Welfare，38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aw Review 147（2005）。就决定的性质而言，越是接近影响不同主体的权利的决定，对于程序保护要求的可能就越多。[3]何海波：《正当程序原则的正当性：一场模拟法庭辩论》，《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37]在该案中，根据《警察法》制定的条例规定，18个月以上的警官对于任何惩戒行为都拥有听证和申诉的权利。按照保罗·克雷格（Paul Craig）的总结，现代程序性权利的存在理由或目的，有两种不同的论证方式。

第一，观念与制度源头。司法审查虽然可以用来降低这种风险，但通常只有法律有明确规定需要遵循的步骤时，司法机关才会介入。第一个层次就是首先发现中国问题，中国问题是什么？这是我想宪法学中国化的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此，像民法学等其他法学学科一样采用规范的方法研究宪法现象，就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一种内在要求。第四个层次，我们对用宪法当中的制度和原理解决中国问题，进行评判。在《宪法学讲义》的很多地方，林来梵教授指出，受到初步启蒙所获得的宪法观念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澄清。其不仅旨在将中国的宪法学变成法学，而且意图让宪法学回归中国。

精确地说，其中很多内容实际上是对于当代中国宪法启蒙话语的再启蒙。人类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说公权力滥用，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公权力会滥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权力仍然也会滥用，那么在西方国家解决公权力滥用问题，用的是什么样的原理？用的是什么样的制度，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原理、制度，但是西方国家的原理制度和内涵，它的一些精华部分，在我们的制度当中也仍然要去体现。

但是，规范分析应当说是首要的。可以说，《宪法学讲义》不但针对完全不了解宪法知识和宪法理念的人进行启蒙，而且针对受过一定宪法启蒙的人进行再启蒙。甚至还意味着痛切的自我批判、自我放弃和自我超越。康德有言，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就叫做启蒙。

凡此种种，本书均难言已做到尽善尽美，但已有所觉悟，有所拓取。【原编者按】 《宪法学讲义》第一版即为近年来我国书肆中最为畅销的宪法学读物之一。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比方说都是宪法规范，大多数国家都要有一些违宪审查制度，但是在具体设计上可以有不同。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判决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宪法学的中国问题，中国立场。

第三点，宪法学的中国化和它的普适性。其通过教义学的努力建构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勾连，将中国根本体制的象征(《宪法》)和根本法所象征的体制（宪法）以法律语言的形式展现出来。

这就是中国宪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国情，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现在强调宪法实施也是1982年宪法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要求我们不仅有这样一个中国国情背景下的宪法，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实施这样一个背景下的宪法，避免文革重演。中国古代的权力分立智慧体现君权和相权之制约以及相权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唐代）行使的进一步分立之中。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国情。由于这种认识上的不清晰，所以我们在宪法实施和违宪审查方面不大具有实效性。进入 林来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学 中国立场 。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所面对自身的宪法规范在终极意义上的妥当性问题。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我吓一跳，这个医生思维跟法律人的思维确实不一样，我赶紧转到法学院的老师群里，让他们开开眼界，别以为你学法律怎么样的，还有很多你没有想到的。

为什么我要提6月26日的案例？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因为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这个案例的基本思路恰巧跟林老师提倡的规范宪法学的思路，也许是不谋而合。这显然不是一次刻意的安排，而是属于机缘巧合，但毋庸讳言，在这种迳庭有别的分殊中，恰好也突出了我们的学术立场。

赞成者反对者都是适用宪法上的制度，宪法当中的原理，来分析判断同一个问题。作为一门本科宪法学必修课的讲义成书，《宪法学讲义》系统而详细地介绍了基本的立宪原理。

受宪法保护，不合宪，怎么合法呢？同性结婚是违法的，是违反一些州婚姻法，所以这些人起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宪法，它都是宪法规范，都需要用宪法规范的分析方法作为基础，其他才能谈得上历史的方法，文化的方法，宗教分析的方法，政治社会学的方法等等。

这里所说界限，从横向的维度来看主要就是一种国界，为此，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法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换言之，规范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没有国界的，但法学研究本身是有国界的，宪法学更是如此。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实践形态，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也尚付阙如，为此宪法仍主要以政治宣言的性质发挥政治性的功能。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是，作为一本讲义录，即法律学堂中的现场实录讲稿，本书以其活泼轻松的风格，赢得了宪法学启蒙读物的某些特征。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采用必要的叙述策略和真理的隐微术。

林来梵教授也指出，中国古代体制的唯一缺憾在于，古代中国往往有伟大的制度实践，而没有相应伟大的理论阐述，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我看了讲义里面列举了很多中国社会当今所发生的一些涉及到宪法方面的问题，发现问题，发现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应当由宪法解决的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层次的中国化

就像最近将铁道部和铁路总公司分开设立的那样。所以，请允许我暂且打住，随后专门撰文讨论相关问题。

[13]转引自[苏]卡山节夫等著：《苏联土地法教程》，杜晦蒙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46-47页。他们打破私有制度，凡属田地一概没收，牛只、肥料、犁具、猪一概公用，真是‘你的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21] 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则使用的是苏维埃公有这个术语。

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1]比如，可以参见《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发表的系列文章。1977年10月7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宪法）》则将1936年宪法的规定调整为国家所有制是全体苏联人民的共同财产，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6] 1905年革命发生以后，针对土地制度改革，当时的俄国主要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主张。

令人诧异的是，在1949-195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规定过城市郊区的部分土地可以征收或者没收为国家所有（参见上文所引1950年《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并没有颁布过任何关于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或城市的地产归国家所有的规定，但邓小平同志却在1954年制宪过程中称城市地产是国家所有的，没有什么问题。1936年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宪法）》（即斯大林宪法）第6条进一步将上述规定明确为，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工厂、矿井、矿山、铁路运输、水上和空中运输、银行、邮电、国家所建立的大型农业企业（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等等），城市和工业区的公用企业和主要住宅，都是国家的财产，即全民的财产。

全国政协和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以及部队领导机关，也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对该草案（初稿）进行了多视角的讨论和研究。（第11条） 那么国家的财产，即全民的财产的法律含义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国家所有呢？苏联的法学家们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在计划经济时代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所谓国家所有权的统一性和惟一性学说。

[35]资料来源同上，第228页。（二）一切土地实行共有后，从新分非农民耕种，由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给土地使用证（县苏维埃未成立时由当地最高苏维埃发给）。